摘要：传统违宪审查理论建立在分权制衡和防范多数人侵害少数人权利的基础上,难以解释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法规清理和法院对法规范的合法性审查具有维护法治统一和国家立法权的功能,并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和狭义的宪法解释,是中国特有的准违宪审查模式。理解中国的准违宪审查现象也有助于理解启动正式违宪审查程序的约束条件。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活动原则下,监督权承载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现代治理功能。监察体制改革通过整合监察权,重构国家监督体制和宪法权力结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监督国家机关和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二元＂监督体制。＂二元＂监督体制中监督机关与监督人员既相互衔接配合,又彼此交叠牵制。其中对人大选举或决定的官员、人大代表中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不能超出人大制度和代表理论的框架。＂二元＂监督体制和兼职代表制下,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不宜采用报告工作的方式,而应由监察委员会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同时采取多种监督机制充实和革新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

摘要：近代以来的新法家不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其他东亚国家。大致说来,徂徕学与大久保利通推行的政治实践,代表了日本近代以来的新法家。丁若镛的实学与朴殷植、朴正熙展开的政治实践,代表了韩国近代以来的新法家。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光耀发表的言论,李光耀推行的政治与法治,代表了新加坡的新法家。至于中国,早在19世纪中期,在龚自珍、魏源的论著中,已经可以看到新法家思想的萌芽。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20世纪30、40年代的陈启天、常燕生,则是中国近现代新法家的主要代表。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分别兴起的新法家,共同构成了近代以来的东亚新法家。东亚新法家既可以阐释法家的东亚性与近代性,也可以描述东亚政治、东亚文化的共同性。

摘要：《韩非子》为回应当时政治所面临的困境,主张以法为治。以有别于儒道两家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同时又继承了儒家实现公正社会的关怀和道家因循的行为方式,来阐释法治的思想基础及其正当性。谋求以＂法＂作为惟一的规范形式,并将正当性建立在公义和政府的权威之上,以最终颠覆传统规范＂礼＂的神圣性基础,根据其独特的人性论和历史观,延续商鞅的治理方式,放弃儒家对于善良政治的追求,以法代替礼,构建以君主为最高权威的新型政治秩序。《韩非子》的法治,意味着将政治秩序建立在具有确定性、系统性和消除任意性的规则基础上。然而,将法的正当性建立在权力之上,摆脱既有的所有权威系统的约束,则存在以暴力进行恐怖统治的危险。

摘要：在韩非子的整体思想中,若论格位,道为最高。韩非子论道,意在凸显道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方能为其政治构想奠定基础。道、理、形、名、法,构成了韩非子道法思想的关键逻辑链条,韩非子的法也因此而获得了道的品格。若说道在韩非子整个思想体系中格位最高,那么,在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中格位最高的,非法莫属。道-德-虚-静（无为）-神序列所构成的虚静无为之术与道-理-形-名（法）序列的形名之术,共同构成了韩非子的术治思想。韩非子的势,实质亦由道推导而来。道-德-静-位-势（主观层面）与道-臣主之理（事理）-臣主之形-臣主之名-臣主之分-臣主之位-主之势（客观层面）共同构成了韩非子的势治思想。名、分、位,均以礼来加以呈现,故又可说势的依据在礼,终极依据在道。韩非子政治思想是以道论为理论核心、法术势为制度框架的政治思想体系,旨在构建一个以道为指导原则的法治理想国。法术势同源而异用,皆以道为依归,又各具独特的政治功能,共同撑起了韩非子的政治理论大厦。